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了关乎国家、企业和个人的重要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洞见，为我们思考现代信息安全管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人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这段话揭示了人性的两面性，以及制度和道德对于规范人类行为的重要性。对此，昆明亭长朗然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安全管理主任董志军表示：信息安全管理和社会治理有很多相通性，将哲学家的这一思想映射到信息安全领域，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安全制度、实践和意识在整个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安全意识：信息安全管理的基石

信息安全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技术手段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行为上。优秀的安全意识能够让组织成员主动遵守安全规章，践行安全最佳实践；反之，薄弱的安全意识则可能导致组织面临各种安全威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需要法律和公正的引导才能趋于完善，信息安全管理同样需要制度规范和最佳实践的双重保障。

制度规范：信息安全的”法律”基础

信息安全规章制度就像是组织的”法律”，为员工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和约束：

1. 制度的全面性：需要覆盖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员安全等各个方面，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
2. 制度的强制性：通过明确的奖惩机制，确保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3. 制度的适应性：随着技术发展和威胁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调整制度内容。

然而，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如果员工缺乏安全意识，即使有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这就需要通过安全意识培训，让员工真正理解并认同这些制度的价值。

最佳实践：信息安全的”正义”引导

信息安全最佳实践可以理解为行业积累的经验智慧，是对”正确做事”的指导：

1. 技术层面的最佳实践：如密码管理、访问控制、漏洞修复等操作规范。
2. 管理层面的最佳实践：如风险评估、应急响应、持续改进等管理方法。
3. 行为层面的最佳实践：如社会工程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行为准则。

最佳实践的实施同样依赖于员工的安全意识。只有当员工真正理解这些实践的重要性，才能在日常工作中自觉遵循。

安全意识建设的系统方法

要提升组织的整体安全意识，需要采取系统化的方法：

1. 培训教育常态化

• 定期开展安全意识培训，覆盖所有员工
• 根据不同岗位设计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 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多样化培训方式
• 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

2. 文化氛围营造

• 树立安全责任人员的典型
• 开展安全主题活动
• 建立安全问题反馈渠道
• 营造人人关注安全的氛围

3. 考核激励机制

• 将安全意识表现纳入绩效考核
• 设立安全贡献奖励制度
• 对违规行为进行问责
• 建立安全事件追溯机制

安全意识建设面临的挑战

在推进安全意识建设的过程中，常见以下挑战：

1. 认知偏差：部分员工可能认为安全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导致麻痹大意。
2. 便利性与安全性的矛盾：严格的安全要求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引发员工抵触情绪。
3. 培训效果难以量化：安全意识的提升往往难以通过具体指标衡量。
4. 持续性问题：安全意识需要长期维护，但容易随时间推移而淡化。

应对策略与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可采取以下策略：

1. 强化风险教育：通过真实案例展示安全事件的危害，提升警惕意识。
2. 优化安全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操作流程，提高用户体验。
3. 建立评估体系：设计科学的评估方法，定期测试员工的安全意识水平。
4. 创新培训方式：采用游戏化、竞赛等形式，提高员工参与积极性。

结语

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性既有向善的潜质，也有向恶的可能。在信息安全管理中，我们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和最佳实践的双重保障，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安全意识建设则是连接这两个方面的关键纽带，它能够让员工主动遵守制度、践行最佳实践，从而实现组织整体安全水平的提升。

因此，加强安全意识建设不仅是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确保整个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础保障。只有将安全意识真正植入每个员工的心中，让其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准则，才能构建起牢固的信息安全防线，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安全发展。

作为信息安全管理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安全意识建设的重要性，采取系统化的方法，持续不断地推进相关工作。同时，也要善于创新，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意识培养方式，让安全文化真正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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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注军事频道、网络战争和互联网舆论监管的人们应该对“制脑权”不陌生，话说这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是网络媒体之间的战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是认知空间上的战争。只有打好网上舆论斗争的主动仗，才能争得话语权，赢得制脑权，最终夺得制胜权。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疑问和不同的意见，比如：为什么要“制脑”呢？“制脑”是不是“洗脑”？“制脑”和“愚民”有什么区别？昆明亭长朗然科技有限公司安全顾问James Dong对此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考证，发现人们对“制脑权”的概念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最初，郑友林著书《制脑权》中对此的概念是：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掌握了知识与智慧，人才与速度，就掌握了“制脑权”的机遇，从而就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创造财富。

我们不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专家，所以不敢妄谈在信息化战争领域中认知空间和思想意识争夺的重要性。但是从浩瀚的人类历史上看，精神文化的传播往往主要依靠经济活动，比如古希腊文明席卷欧洲靠的是希腊商人，基督教的起源和传播也与擅长经商的犹太人密不可分，中国佛教的起源也和信奉佛教的千万西域商人聚居东汉都城洛阳紧紧相关。

让我们从逻辑层面想一想，外来文化不是拿来把玩儿的东西，而是附属于经济实力的，经济实力的领先才会造就文化的领先。所以，我们与其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我们实施潜移默化的认知空间思想攻击，倒不如说是他们对我国发起强大的全球经济活动入侵。让我们问一问，为防止经济侵略，能关掉对外开放的大门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中国也很担心美国会搞“和平演变”，校长拿尼克松出的书《1999不战而胜》来教育我们，邓南巡才让这事儿给冷却下来。

我们今天谈信息安全意识，也得注意“制脑权”，知晓和重视信息安全意识教育的多数还是一些外向型的公司，比如外资公司以及合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更为领先，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更为发达。对员工进行信息安全意识教育如同向员工灌输职业道德操守和日常行为规范一样，是领先文化内容的一部分。

中国近些年对外办了不少孔子学院，在传授汉语的同时，也在灌输意识形态，借此影响对中国的评价。中国崛起之势不可挡，但是由政府来组织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使用非经济手段来制老外的脑，这种手法可取，但效果不会太好。反过来想想，假如街头开了些巴西语培训班，都有多少什么人会参加呢？我们要对外输出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就得依赖经济手段，依赖拓展海外的中资公司，让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要对外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这才是正道，才能在对外文化推广方面收到有效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不过近些年的国学回归活动已经让人们看到重拾信心的希望。在信息安全意识方面，我们无疑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指导，需要热衷于中国优秀文化的信息安全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也更需要一些商业公司方面的力量。在这一个细分的边缘领域，亭长朗然公司无疑是这方面的探路者和先行者。James说：如同企业管理思想和智慧一样，信息安全管理可以借鉴的传统文化元素有很多，其中有太多需要被深度挖掘和发扬光大。但是在前期无疑我们需要“西为中用，中西结合”的战术，先建立起一套框架，再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髓来不断丰满和润泽内容。

有时人在年轻时，自己的娘说的话的一句听不进去，人家的娘说句话，顶自己亲娘的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通过领先的经济实力和优秀的文化来影响西方国家的员工，进而征服和控制更大范围内的人心。

文化的融合依赖商业的往来，亭长朗然公司，对国内的外资及合资公司，我们引进海外优质信息安全意识资源；对开拓海外的中资公司，我们帮助建立全球信息安全合规文化，并助客户借此向外推进灿烂的中华文明。我们帮助走进来和走出去的各类公司推进企业安全文化交流，增加理解和互信，并借此让世界更加的平安、和谐、美好。